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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，我坐火车去石家庄，是慢车，要九个半小时。
车厢里很挤，好多人站着。到了天津，挨在我身边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下车了，我刚舒一口气，一个提着一个尼龙袋子的六十多岁的老头上来了，胖而黑，穿着过时的中山装，一双很破的大头鞋，身上散发出烟臭。
“小姐，这里有人坐吗？”他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问我，本来坐这趟车心里就烦透了，还遇到这样一个旅客。于是没好气地撒谎，“有，去厕所了，马上回来。”撒谎之后，我心里隐隐地不安，因为他好像很累了，长出了一口气遗憾地说，“这样啊？”我微微脸红，说，“你先坐吧，他来了你再让开。”
他感激地看着我，然后冲着后面几排的一个老女人嚷着，“芬，我有座了，你好好地睡一会吧。”
我回过头去，看到那个叫芬的女人，老，瘦，脸很黄。看到我看，他解释着，“我老伴，肝病，一个月来一次天津，看病，看，这是我给她拿的药。”我低下头，看那尼龙袋子，足有十几斤，在男人的脚下堆着。
男人说，从和我一结婚就是个病人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看病，到老了，还是看病。他的口气很平淡，并不是抱怨，说完了，他又回头嚷了一句，芬，想着吃个苹果，还有九个小时呢，芬，想着喝水。
周围的人都乐了，因为他一叫芬，声音就很温柔，大家说，看看人家这老伴。
他说，我得疼她，我不疼她谁疼啊？
每月一次，坐九个半小时的火车，没有空调，这么拥挤，他带着她来看病，风雨无阻。
他快言快语，不停地说着，还自愿为我们表演河北梆子，十号车厢顿时热闹了起来，大家鼓掌，因为他唱得实在是好，那个叫芬的女人在后面嚷，又露脸呢又露脸呢。
掌声越热烈，他越得意。索性从包里拿出唢呐为我们吹起来，《喜洋洋》的调子充满了车厢，这个奔波于石家庄和天津之间的老人，这个背着一袋子药的男人，脸上并没有生活的愁苦。
九个小时的旅行中，他一直照顾着她，每隔一个小时起来一次，问，喝水吗吃点什么吗？后来，我和芬换了位置，他们可以坐在一起了，芬睡了，倚着他的肩膀，他一动不动，我去厕所时他还开玩笑，说自己是“妻管炎”，改不了了，一辈子了。
九个小时，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芬，芬的脾气不好，一会嫌这个一会嫌那个，他却总是笑着，然后轻声解释，“她有病，有病的人心里都烦，我习惯了。”那句“习惯了”，让我感动，他们只是生活在低层的一对贫贱夫妻，老而多病，为生活奔波，吵过闹过，打过哭过，可却那样相依相伴，不离不弃，去走他们的长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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