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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出身于北京一个破落的旗人家庭，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，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十六岁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母亲，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双贫瘠的年代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人，还有更加陌生的农活，母亲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。因而，当久别的母亲回到她唯一的亲人——姥爷面前的时候，看着小女儿那憔悴、无助的眼神，姥爷心疼得泪都要掉下来了。思之再三，姥爷忍痛卖掉了最后一点值钱的家当，伴随他大半辈子的烟袋锅上的一块玉，用卖玉的120元钱，给母亲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。120元钱放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在当时母亲所在的小山村，一个二十几岁的壮劳力，寒冬腊月修水渠一天才能挣十分工分，而一分工才2分钱人民币，了解了这些，你就可以想象，当母亲抱着那台收音机回到村里时轰动的场面了。
从此以后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每个晚上，母亲所在的房东家便自发地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，婶子大娘们纳着鞋底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悦耳动听的戏曲，一边拉着琐碎的家长里短，间或发出一阵阵开心的欢笑声；叔叔大爷们则聚在一起，边抽着旱烟袋，边合计着明日的活计和秋后的收成，间或议论一下他们心里对国家大事的看法，姑娘和小伙分成界限分明的两个堡垒，姑娘们相互间低声絮语，小伙子们则高声大嗓议论着所有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大事小情，以期引起姑娘的目光。听母亲说，因为有了这台收音机，村里成了好几对新人。
收音机不但给村里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，还因此避免了一场天灾。有一次，收音机里广播最近几天有特大冰雹降临，乡亲们便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把地里还没有完全熟透的庄稼提前收了回来，并做好了预防的准备，老支书还向公社作了汇报。结果，那年母亲所在的公社受灾面积最小，而她所在的那个村则几乎没有损失，乡亲们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都很感激母亲。而同时，村里的人也无形当中获得了一项殊荣，那就是，无论是上公社和县里开会的老支书，还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婶子大娘，都会被外村的人围住，要求他们讲讲从收音机里听到的，最近发生的外面的新鲜事。那时候，就连村里的小孩子，在公社的学校里都很牛的。母亲回忆时，眼里常常含着笑，我想，那几年，母亲怕也是很牛的吧。
变化更大的还是母亲，乡下的生活变得不再单调更不寂寞，她很快便和那些朴实无华的
乡亲们打成一片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都会给母亲捎上一点，母亲不光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还被推选为村里的赤脚医生。没事的时候，母亲经常收听收音机里的学习讲座，那本是寂寞岁月中无奈的选择，却无意中成就了后来的母亲。
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母亲是全公社第一个考上的大学生。
母亲在临离开村子的时候，将那台收音机留给了房东大娘。若干年后，当已经成为一位医生的房东家的二孩子，将那台收音机奇迹般地送还给母亲时，母亲的喜悦是无法言表的。
有位哲人曾说过，改变你的，往往是最不经意的一件事，或不起眼的一件东西。在那个年代，一台小小的收音机，从此改变了母亲的一生，又有谁知道，在那个如此闭塞、落后的小山村，它所影响和改变的又何止是母亲一个人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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